大红梅：听说中的正“大红袍”母树。

“大红袍”自古是万茶之尊，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。但因为历史长远，战乱频仍，文献流失，“大红袍”的出身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，仍然逗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,成了一个千古之谜，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。

笔者耗费大量的时间，查阅了很多相关的历史文献，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，把握了第一手资料，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，对各类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，终于得以根基还原出“大红袍”的原来面目，以飧世人。

四种大红袍传说谁对谁错——

“状元报恩说”最合情理

在对付“大红袍”传说的众说纷纭中，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归纳起来无非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皇后治病说”、“县丞祭茶说”、“猴子采摘说”、“县长寿名说”等几个脚本。

脚本一：“皇后治病说”

“皇后治病说”纯属无稽之谈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，依其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，从皇后“忽然患病”，到找到“大红袍”治好病，起码要耗费几个月时间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这个说法显然不切合一般的逻辑。

脚本二：“县丞祭茶说”

“县丞祭茶说”也十分牵强。武夷山固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，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。

脚本三：“猴子采茶说”

“大红袍”固然发展在岩壁上，但不至于高不行攀，早在3000多年前，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顿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，况且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。无疑，“猴子采茶说”严重鄙视了武夷山人的聪明。

脚本四：“状元报恩说”

这是几个脚本中最令人信服的，说的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，中暑昏迷路边，被天心寺和尚所救，以茶入药为其治疗。举子全愈后高中状元，回天心寺报恩，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，而是茶叶，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，以表谢恩。“大红袍”故事今后风行一时。靖难之变后，朱棣为追杀建文帝，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，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，爱品茗的胡潆听了“大红袍”的故事，便请旨敕封，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，并正式封爵天心寺茶为“大红袍”。

印证理由一：红袍寄义

大红袍，顾名思义就是赤色的袍服。在中国衣饰的成长史上，衣着大赤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。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根基的官服定制。在公服穿戴上，明朝廷明确划定“一至四品着绯袍，五至七品青袍，八、九品绿袍。”个中“绯”就是指大赤色。因此，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。

可见，“大红袍”是明代清官的指代。可以猜测：“大红袍”茶呈现于明代，并与其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必然的联系。

这一猜测与“状元报恩说”比力接近。

印证理由二：存世时间

“县长寿名说”中有“大红袍，民国三十二年，吴石仙题”的摩崖石刻，因此有人猜测“大红袍”得名于1943年，但在成书于1921年的《蒋叔南游记》（蒋希召著）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，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

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（1839年）卷四里说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，即指建宁府（武夷山其时附属建宁府）；

“旗”，指的是茶（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昔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指代茶叶），凭据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“大红袍”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。这段文字的发明填补了清朝“大红袍”文字记载的空白，把“大红袍”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

印证理由三：史料考究

近年来，跟着“大红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乐禅寺释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，为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大红袍”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。1991年，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，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。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明成祖遍及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，受封的寺院宫观多半冠以“永乐”字号。

上文也记载了胡潆“十七年（公元1419年）复出，巡江浙、湖、湘诸府”，在释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（清释元贤著）中更有胡源洁的《夜宿天心》诗：

云浮山际掩禅院，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
幽径不寒林影下，红袍味里夜可无？

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，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。可见在其时，尚在明初的时候，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“大红袍”之名。这些事实与“状元报恩说”几乎吻合。

印证理由四：圣旨敕封

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，发表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扬好事。圣旨碑，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，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域，汇报人们这里曾经受过天子的敕封或嘉奖。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？另一个是否是“状元报恩说”所指的朝廷对“大红袍”的敕封呢？

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，“状元报恩说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，厥后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，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和尚口头代代相传下来。“状元报恩说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对比，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书面性，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，并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。因为故工作节、时间、人物、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，并无走样。综合“状元报恩说”和上述考证功效，“大红袍”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。

至此，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“大红袍”的出身终于真相懂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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