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国制瓷历史长河中，彩瓷的呈现，结束了漫长的“南青北白”的一统场面，瓷苑于是百花盛开，绚丽多姿。千百年来，彩瓷超卓而被世人公认者，举凡有三：元、早明、清初青花及釉里红分享釉下彩经典之作之殊荣;明成化斗彩矗一峰之巅;清三代珐琅彩绝唱一时。另外，各个历史时期各窑口的其他一些具有特色的彩瓷，也受到人们的赞誉。然而，另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彩瓷品种，却恒久不公正地被淡漠遗忘，甚至几乎被湮没，这就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名噪遐迩的浅绛彩瓷器。

清代康雍乾盛世之后，处于全国制瓷中心职位的景德镇，瓷业出产开始滑坡，御窑的瓷器工艺程度也无更多创新，呈逐渐衰退趋势，至今人们谈到清代瓷器，总把“清三代”作为口头禅，固然有失偏颇，但也并非毫无原理。到了道光咸丰时期，一批极富文化素养的绘瓷艺人，打破传统束缚，锐意创新，借鉴元代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山水写意中国画的气势派头，开历史先河把诗书画印紧密结合移植到瓷器之上。他们斗胆运用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，以淡赭和水绿、草绿、淡蓝、淡紫等色彩渲染，兼工带写，所画瓷器的画面淡雅柔丽，素静空灵。由于这种技法在中国画的术语中被称作“浅绛”，所以瓷界把以这种技法绘制的瓷器称作浅绛彩瓷器。

浅绛彩在绘瓷技艺上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。首先，它大范围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中国画气势派头，融入艺人对书法、文学的理解，使瓷画面貌焕然一新，富厚了文化内涵，提高了艺术品位，成为景德镇近现代彩瓷气势派头的开创者。其次，它冲破了以前瓷绘分工过细繁复的套路，从师法宋院的工整转而师法元人的淡雅，与御窑纹饰的繁缛工致比力，更显得疏朗活放。再者，与御器由宫中发样，工匠按样照描照填，画面呆板缺乏本性对比，浅绛彩艺人则从图稿设计、勾画渲染、书法题咏直至署款印章等，皆由一人完成，画面极富灵气，本性张扬。

晚清至民国初年，有一大批绘画浅绛彩的艺人，仅从资料记载以及一些藏家已有的传世作品来看，比力知名的已不下五六十人，个中张熊、程门、金品卿、汪晓棠等为个中的佼佼者。清代大鉴藏家赵汝珍所著《古玩指南》赞述程门的作品：“有得一杯一盅者，皆球璧视之”。民国时期在景德镇瓷界翘楚出众的珠山八友中，有些人如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等，在早年也都曾绘制过浅绛彩瓷器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浅绛彩瓷器为低温(650-700℃)焙烧，料色容易衰褪脱落，作品的生存难度大，到了民国中后期，逐渐被高温彩料所代替，因而浅绛彩从鼓起到消亡只有短短的七八十年时间。尽管如此，它究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景德镇瓷器最富创新精神、最具代表性的成品，在我国陶瓷史上，当之无愧应占一席之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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